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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至此，儒学已完全接受了思想—制度—行为模式。
日本学者了解的西学，是其所谓兰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哲学史学，应当是一个融会中西、涵括多层面内容的方法学系统。
这种门径中最有价值的理论建构，即是他对哲学的理解与界定。在胡适看来，哲学研究有关人生切要的问题，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当是历史上各种有关人生切要的问题理论的发展历史。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对哲学就是认识论观念的辨析，杨宪邦在其主编的《中国哲学通史》中对列宁论述的考释，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都极富方法学价值。反对以现代哲学观念论释中国哲学。列宁关于哲学史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的论断有不同表述，实际上并不是对哲学史的定义。
在陆氏看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除墨学、名学外，于道家、儒家、法家之说皆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声言要对胡氏书错误之处，略为纠正。其二是留学欧美，研习西方哲学，学习西方学者的哲学史研究方法。尽管如此，若能秉持学无止境，气有浩然的初心，那么，阅读本身，就是我们生命中的自然本能，必能丰富我们的头脑，拓展我们的视野，激活我们的思维，提升我们的境界。
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论语》中的不少字词涵义，也发生了变化，如《公冶长》篇有云：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西汉晚期，张禹依《鲁论》厘定《论语》为20 篇。如天人关系方面，既不否定鬼神、天意的存在，又着重强调人事的作用。经典宜读，但如何读得恰当到位，是永远值得追求的。
因此，孔子及其弟子主张参与政治，致君尧舜上，按此逻辑，以外王为生命归宿的《为政》篇，也就很自然地接《学而》篇而成为《论语》的第二篇。所以，我们今天在阅读与认知《论语》时，首先要努力避免以今律古，对古人的言行应该抱有同情之理解。
一 《论语》是儒家思想的第一经典，主要记载儒学创始人孔子的言语行事，同时也载录了孔子的弟子，如曾参、颜渊、子路、子贡、子夏、子张等人的言语行事，班固《汉书·艺文志》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孔子有仁慈的人文关怀固然不假，他对民众的关心和怜悯也是事实，但他毕竟是贵族阶层中的一员，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是他的基本立场，对下层民众难以真正平等对待，这也是儒家的共同价值取向，即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阅读《论语》时产生歧义，有的是因为读者腹笥有限、功力不逮，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存在软肋与短板所致。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故以言 礼为中心的《八佾》篇紧接《为政》篇而成为《论语》的第三篇。这应该是文通字顺，没有什么可辨析的，但是唐代经学家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却提到，这里的《易》，按《鲁论》，乃是亦。然而，《论语》毕竟是先秦时期的作品，在阅读时还是会遇上障碍，加上历代注疏诠解者甚多，对不少内容与文字的句读和解释难免产生歧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论语》千言万语，说到底都是紧紧围绕着这四个基本纲目而具体展开铺陈的。
这样一来，似乎有点损害孔子作为圣人的光辉形象，于是，就有人曲为之说，通过改变通行句读的方式替孔子开脱，以维护其崇高与神圣的地位，这样，此语的标点就成了：民可，使由之。《述而》篇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涉及孔子对《周易》的态度及其是否有学习研究《周易》的人生经历等问题，现在通行的文本表述是这样的：加我数年，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文质关系方面，既注重内容，又注重形式，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参取鲁、齐两种版本，将其合而为一，遂成世人称之为《张侯论》的《论语》。
三个版本篇数不一，《鲁论》20 篇，《齐论》22 篇，《古论》21篇。在阅读《论语》过程中产生的歧义，有的是缘于对孔子其人其学的评价而起。在孔子看来，宁武子的愚，乃是真正的智，故愚不可及的真实含义，类似于老子所说的大智若愚，为智的最高境界。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即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我们今天阅读《论语》，可以继续照着通行本来予以解释，不过，同时也要知道《论语》中的不少文字，是有其他隶定和释读的，以免孤陋寡闻。学者，借鉴和汲取他人的知识。
因此，我们今天所阅读的《论语》，其实就是以《鲁论》为主体的文本。三 相较于《尚书》《周易》等经典，《论语》的文字，除《乡党》等个别篇章外，应该说是比较平顺通畅，容易阅读与理解的。
其实，这完全没有必要。政治秩序方面，既肯定君臣尊卑、父子上下关系的合理性，又主张这种合理性必须建立在共享义务与权力的基础之上，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义。
其中，一切以修身为本，而修身是否成功，关键在于是否能学习。今天愚不可及是带贬义的，但在《论语》中，孔子关于宁武子愚不可及的评论，在特定的语境中，恰恰是褒义的。
这个新的生机，就是充满人文精神、符合时代要求的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于是，重点说仁的《里仁》篇，就很正常地次于《八佾》之后。由此可见，功夫在诗外，只有夯实自己的学术基础，学有所长，术有专攻，多闻阙疑，方能在阅读与理解《论语》时触类旁通。所以，在今天，我们对《论语》字义文义的理解，只能是努力接近其真相。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中国的典籍浩如烟海，其中，不少作品堪称经典，它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决定着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原动力。
毫无疑问，此说是言之有据、说之成理的。所谓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没有传承，无所谓发展。
读《论语》如此，读其他古代经典亦如此。这种观点，虽说比较怪诞，但是，亦不可一概否定，因为毕竟有《鲁论》作为文献上的依据存在，故郭沫若、李镜池等人对此多有信从。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理想追求方面，既追求大同，祖述尧舜，又憧憬小康，宪章文武。
通常的解释是：孔子很少谈论利、命和仁，但细加推敲，似乎并不惬当，可谓疑窦丛生，令人困扰。没有积累，谈不上创新，否则，这种发展、这种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大体而言，《论语》包含四部分基本内容：第一，以仁义为主干的政治伦理学说，游之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反映在具体政治上就是提倡德治与王道，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强调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此，整句话应该断句标点为：子罕言利。
孙钦善教授曾就此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认为无论是从义理上判断，还是就句法上辨析，此处的两个与字，均非虚词中的连词，而是一个实词，其义是赞同赞许。习者，将学到的知识在实践中加以印证与体验，使之成为自己认知与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融入自己的生命中，提升自己的境界。
例如，《泰伯》篇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按字面上直观的理解，似乎是孔子对普通民众的轻忽与简慢，将民众仅仅视为可供驱使的对象，反对开发民智，多少含有一定成分的愚民意味。第二，以克己复礼为特点的礼治原则，具体表现为提倡爱有差等、尊卑有序的纲常之道，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所谓序君臣父子礼，列夫妇长幼之别。
凡读《论语》者，当注意其书的结构次序与内在逻辑，能做到这一点，实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东汉末年，经学家郑玄《张侯论》为底本，兼采《齐论》与《古论》注释《论语》，这使汉灵帝熹平年间依之刻石的《张侯论》最终得以被视为《论语》的定本而流传于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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